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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埔军校”——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的来龙去脉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22 | 0 | 2020-03-28 |

位于瑞金象湖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杨家祠)

位于瑞金象湖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杨家祠)

红军大学,全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城东谢家祠(后迁至杨家祠)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县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校舍是红军自己盖的简易房子。为了纪念郝西史(苏共党员、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因参加广州起义被杀害),将“红大”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为纪念彭湃和杨殷,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主要负责培训中、初级红军指挥员。校址设在于都县。为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黄公略,将该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红军特科学校,主要负责培训红军特种部队如炮兵、工兵部队的指挥员和专门人才。校址设在瑞金县武阳乡竹阳村小。

游击队干部学校,是专门负责培训游击队干部的学校,校址也是在瑞金。

与此同时,还成立有4个教导团,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上述这些学校和教导团,都是从工农红军学校改编而来的,均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这一富有远见的决定,开创了人民军队办大学的先河,被毛泽东誉为“红埔军校”的“红军大学校”由此诞生。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

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组建为“干部团”,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梯,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总支部书记方强。下辖4个营、1个队、3个科:原彭杨步兵学校编为第一步兵营,原公略步兵学校编为第二步兵营、第三政治营,原特科学校编为第四营;原红军大学编为上级干部队;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毛泽东曾亲任红军学校校长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个红军军官教导队。这以前,由于根据地变动大,红军流动作战,干部教育主要通过在职教育的形式进行。1930年,校址设在永新的禾川中学河西教导队改为红军学校(后又改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毛泽东亲任校长,一共办了五期。学校的规模比较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政治队学员一期达200余人。政治队侧重于政治课,主要学习法律、条例,如《土地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和实行“全部工作的伟大转变”(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各类干部需求量大大增加,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十分缺乏,在全党形成“干部恐慌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因此,中央指出:“除了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加紧锻炼教育干部,还要有计划地进行各种训练班工作。”同时特别指出:“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地去举办各种人才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

同年4月21日,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各苏区分局所在地必须建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作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关于这些党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

高级别的“教授”

红军在战斗中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大批能治兵会打仗的干部,红军学校为培养干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代理,张宗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代理过政治委员,彭雪枫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因培养红军干部作出了贡献,何长工荣获二等红星奖章。红大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干部的培养,已由初、中级阶段向高一级阶段发展。

中革军委在《改组军事学校办法》中规定工农红军大学的组织机构为:在校领导之下设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训练部部长钟纬剑,副部长芦寿椿;政治部设党支委,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经济部部长杨至成。

红大还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第一期学员10月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学员毕业,共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收训学员200余人。他们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级干部。

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萧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学员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领导、教职员们筑造自己的校园。他们自己设计,动手填沟壑、挖土方、运石头、开路、盖楼、建礼堂,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了有几排整齐两层楼房、礼堂和俱乐部的校园。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

红大教学原则和方法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学校派学员参加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常由学员代替伤亡指挥员的职务,进行前后方轮换。所教所学的,正是红军所需所为的。

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就亲自为红大学员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大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给红大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大兼课。周恩来曾讲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刘伯承讲过军事课,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部长李翔梧也在红大讲过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能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学员听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对红大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此外,邓颖超还在红大上过“生理卫生”课。

在这所奇迹般的学校里,更有一位传奇的外籍教员———洪水。

洪水是越南人,17岁时追随胡志明来到中国。曾就读于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到抗日战争胜利全过程,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早在1932年,洪水就在瑞金的红军学校里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洪水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书很多,会法语、英语,同时还创作过大量的戏剧、诗歌,很多作品他还自己上台表演。他无论讲演还是上课,从来不用稿子。他说话声音洪亮,说理透彻而富有激情。他的演说才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他被称为是“从不卡壳的机关枪”,大家甚至夸奖他的演说“连蚂蚁都要爬出来听”。在此任教期间,洪水还与李伯钊(杨尚昆夫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

康克清在工农红军学校参加学习后,由刘伯承校长签署的毕业证书

康克清在工农红军学校参加学习后,由刘伯承校长签署的毕业证书

像洪水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是很少见的,所以刘伯承见到他就拉着他的手说:“你的文化程度高,你要认真负起责,帮助大家学好文化。”

周恩来的砍柴教育课

1933年10月,中央苏区为了加强红军队伍的建设,决定在瑞金创办红军大学,培养红军骨干,提高全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从各个根据地调来600多名营以上干部,他们带着满身的硝烟,来到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大学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支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红大学员还积极参加以革命斗争为轴心的社会活动,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如积极参加扩红、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中央苏区物资十分匮乏,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学校的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条件。

一天,学校组织学员去砍柴,有两个新学员因为临时有点事耽误了一会儿,没有跟上队伍一起出发。他们也不知道中央苏区有“公山”和“私山”之分。

苏区政府已经把大部分森林资源分给了老百姓,属于“私山”;机关、学校只能到“公山”上去砍柴。这两个没有赶上队伍的新学员,走了几里路都没有见到大家,又眼看时候已经不早了,便走到一座叫杨梅岗的山上,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柴不但多又容易砍,还不用挑很远,便在那里砍了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两人砍了四大捆松枝。虽然他们挑着沉甸甸的柴,但他们都很兴奋,因为他们没有走多远的路就砍到了这么多柴。

正当他们兴冲冲地挑着柴往回走时,恰巧遇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本来是去红军大学检查工作的,当他看到两个挑着松树枝的红军学员,就和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放下担子休息一下,歇歇再走。

他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樟树下坐了下来。周恩来像拉家常一样,问起了他们的姓名,家在哪里,在红军大学学习、生活是否习惯,会不会想回部队,两个红军学员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周恩来问:“今天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砍柴呀?”

“哦,我们两个因为出来的时候,有一点事情耽误了一会儿,没有赶上队伍,只好两个人单独行动,在这上面的山上砍的,你看多好的柴火啊!”

周恩来听后,看着柴火若有所思。他知道,红军大学砍柴要到比较远的“公山”长埠岭一带去砍,一般砍一担柴要半天多时间,今天这两名新学员肯定没有走那么远。于是,他缓缓地站起来,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青山说:“你们砍柴的那座山叫杨梅岗,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老表们的‘私山’,你们砍错了,侵犯了群众的私人财产……”

两名学员听说自己犯了错误,不安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恩来见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就转了话题,和蔼地说:“你们先把柴挑回学校去,抹个凉,休息休息吧!”

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以及当天遇到的两名砍柴的新学员,在溪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

周恩来看到两名学员板着脸,知道他们心情惶恐,为了缓和气氛,就笑着说:“今天晚上月光如洗,在这炎炎夏日到溪边来真是凉爽啊,战争年代,只有我们在苏区才有这么好的环境呐!”接着,他又寓意深长地说:“美好的根据地是我们的家,这里的老表就是我们的亲人。因此,我们要十分爱护老表的一草一木,如果随便拿亲人的东西,就会使军民关系慢慢疏远,这对革命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周恩来看着两个低头无语的学员,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要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首先是军事和政治骨干分子,不仅仅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时刻刻都要爱护、关心群众的疾苦……当然,你们新来的,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但在老表中的影响,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去挽回!”

周恩来的一席话,讲得合情合理,将两位新学员那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两个人的眼睛湿润了,站起身来说:“报告首长,我们上午听了你的指示,下午就悄悄地把柴火送还了杨梅岗老表的家里了,并当面赔礼道歉了。为了挽回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请求在当地开一个群众大会,当众检讨……”周恩来一边听着两名学员说,一边望着何长工,两人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舒心地笑着说:“好,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美德,知错就改,改了就好……”

第二天傍晚,在杨梅岗辖区工农民主政府的土礼堂里,召开了当地所有群众和全体红军大学学员参加的大会。周恩来和何长工一起参加了大会。会上,两名砍错柴的学员相继上台,真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大家都被他们那诚心所感染,一位群众代表急切登上台,感动地说:“杨梅岗虽然是‘私山’,但我们忘不了这是红军来了以后,是工农民主政府分给我们的。两位新来的同志,误砍了我们的私山,在知道砍错了以后,不但送还了柴火,还向我们作检讨,这叫我们老表心里也很难受……”

最后,周恩来笑眯眯地说:“刚才这位代表的讲话,使我很感动,这就更加说明了我们红军是工农群众的武装,所以要爱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周恩来在反复讲解了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纪律的重大意义后,提了一个问题:“大家常常说,河里的鱼要有水养,这是什么意思呢?”

会场里寂静无声。周恩来又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红军就像河里的鱼,工农群众就像河里的水,鱼离开水就要死的。我们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够离开工农群众呢?所以,红军一刻也不能离开工农群众,随时随地都要为群众的利益着想,团结如一家人,这样我们就能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彻底解放全国的劳苦大众……”周恩来的讲话刚一结束,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红军战士和群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亲切交谈讨论起来。

后来,因为局势渐渐紧张起来,部队急需干部,所以刚满7个月,红军大学就提前结业,把学员分配到各个部队。当这两个学员背着行囊离开这个叫“大树下”的红军大学时,情不自禁地遥望着杨梅岗那青青的山林,想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次砍柴的“教育课”。

红军大学学员用步枪打下一架飞机

1932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军大学学员在瑞金野外进行战术演习,国民党军几架飞机突然钻出云层,向训练场上的红军战士俯冲扫射。剧烈的爆炸声和滚滚浓烟瞬间便笼罩了训练场,几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一些红军战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向空中瞄准,准备等待敌机再次俯冲时予以重击。第三期学员王文礼,用一支法国制造的步枪瞄准一架敌机就是一枪,未击中。敌机一抬头,得意地飞走了。另一架敌机又飞来了,仍是那么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重新调整后的王文礼再次沉着瞄准射击,准确地击中了第二架敌机的油箱。这架飞机顿时冒出浓烟,掉下来的飞机仍在熊熊燃烧着。大家围拢过去一看,飞机也是法国制造的,机上的三人已全部死亡。

王文礼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细柳乡杨柳村,1929年被抓壮丁到冯玉祥部,后来到国民党第26路军第73旅任旅长董振堂的警卫排长。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1931年12月于江西省宁都县随董振堂起义,参加了红军。王文礼由此创下红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先例。

为表彰他的战功,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主持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王文礼“对空射击手”称号,并亲手把一枚银质奖章戴在他的胸前。奖章呈五角星状,每个角上都刻有一个字,连起来即为“红军学校奖”;正面是由一支步枪和一架飞机组成的图案,背面刻有“对空射击手”5个字。

1933年,王文礼戴着这枚奖章离开了红军学校,调任福建兵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后,这枚奖章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一级革命文物收藏。

刘伯承当校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红都瑞金成立了红军大学。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动了红军学校的发展。

刘伯承在红军学校工作期间,不论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我军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就是刘伯承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军的各种军事术语和名词等也是由刘伯承参考外军并结合我军的实际审定的。刘伯承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并把这些传授给学员,又由学员传播到部队。许多军事术语至今仍在使用,这是他对红军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刘伯承到任后,看到在出操或集合时,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乱七八糟,队列很不整齐,就把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现在已经立国了,可以有条件制作统一的服装了。听说你多才多艺,还是个能工巧匠,为学校制作了许多教学模型,你就负责给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领命后,经仔细琢磨,觉得还是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比较好。衣服采用套头紧口。帽子嘛,部分学员戴的那种大八角帽帽形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觉得还是应当采用八角式,以表示红军是工农武装,不过,为了与中国人的脸型相配,就将帽形大大缩小,改变成小八角。于是,杨至成买来布料,赵品三剪裁成型。

帽子由赵品三自己手工缝制,顶上缀上一颗红五星。衣料叫裁缝依样制作,取回后赵品三在领子上缝上两个红领章,这也是参照苏联红军的样式。

衣服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穿后觉得套头紧口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于是就又改成开襟敞口,做了几套让学员穿上请刘伯承校长来审定。刘伯承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杨至成就照此样子给全校教职员、学员每人做一套。

红校学员的新式军装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的注意。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大学,穿戴上了同样制式的新式军装和小八角帽。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统一军装。

刘伯承进入中央根据地瑞金时,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胜利结束,中央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他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在任红军总参谋长期间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和博古、李德等人意见相左,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5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教务团)、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毕业生,担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虽然他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红军,但他们具有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可以胜任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农干部,为切实提高红军部队的军事素质作出了贡献。刘伯承尊重教员,教员珍视自己的职责,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学员军政素质的良好风气。刘伯承还分出一部分精力,亲自从事教学。

有一次,刘伯承讲步枪射击学时问:“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

有的学员说:“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

“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有的学员反对。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模样,然后搁下粉笔,拍去手上的粉笔灰说:“弹道的形状和这个男孩撒尿的形状大致是相同的。”

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的命令

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的命令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场哈哈大笑。随后,刘伯承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10月中旬,他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他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还要抽出时间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编写了教材《步兵教程》等,翻译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苏联山地战斗》等。翻译是一门不轻松的脑力劳动,这对于身兼数职的刘伯承无疑是一项繁重的工作。1934年初,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病,住进了医院,在病中仍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著作。

红军大学的后来

从1933年10月17日起,中革军委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的红军大学,是我军第一所大学,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因为刘伯承组建了训育部并兼任主任,所以还专门负责管理、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敌军人员。国民党军队的许多被俘将领,如陈时骥师长和彭梦庚旅长等都曾在红大学习、生活过。到长征开始时,共有3期学员毕业。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位于瑞金象湖镇的杨家祠堂。杨家祠堂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曾因年久失修,一度出现梁柱倾斜,红漆有些脱落。1998年,开始修缮红军学校旧址,至2000年完成。

红军大学从开办到长征,不足一年时间,但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他们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中,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随红军长征,改名为“干部团”。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6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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