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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革命初心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18 | 0 | 2020-03-28 |

从一个客家少年,成为共和国的一代元勋,叶剑英走过了一段不凡而辉煌的风雨人生。而最令世人钦佩的是,叶剑英在革命生涯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都能做到信念坚定、不忘初心,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投身革命:不忘父母叮咛铭记恩师教诲,从叶宜伟到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虎形村一个小商人之家。

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捕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母亲陈秀云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按照家谱给他起名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

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叶宜伟去雁洋堡私塾念书。当时,梅县有些留学归国的学生,办刊物,搞教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黑暗的封建势力。这对少年时代的叶宜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08年,叶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父亲便送他到离雁洋堡十几里路的丙村镇三堡学堂读书。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

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叶剑英

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叶剑英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堂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定名为私立东山中学,以与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

1915年秋,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句子,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叶宜伟离开东山中学后,在家帮父母料理小店铺里的杂事,不久到新群小学教书。但抱负远大的叶宜伟更想去广州甚至北京读书深造。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就劝他有机会就继续读书。这时叶宜伟打听到一条消息,就是位于上海的南洋公学招收海外华侨的子弟读书,于是他便想到在南洋谋生的4位伯父,便提笔给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伯父写信。在信中,叶宜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三伯父之子叶宜桐从南洋回了信,让他出洋谋生。

1916年,父亲托人带着叶宜伟经汕头、香港,到达马来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叶宜伟在怡堡一年多,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却总是碰钉子。

在叶宜伟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学校派人到马来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宜伟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学校,结果被录取。1917年夏,经伯父们资助路费,叶宜伟回国赴昆明求学。

为了表示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之所以更名为叶剑英,这是因为他在乘坐小火车回国,途经越南河内时,发现铁路边有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暴尸野外,无人收尸。他痛感国家强大对国民的重要性,遂更名为剑英,取其“剑胆英豪”之义。

叶剑英在讲武学校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被分配到炮兵科,是第12期学生。在校期间,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读了大量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

在讲武学校受训期间,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而且还对新知识充满兴趣,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云南讲武学校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乱云飞渡:危急关头,叶剑英沉毅果敢,坚定保卫孙中山

1920年初,叶剑英到福建漳州投奔孙中山组建的建国粤军,后随军收复广州。

叶剑英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他一心想追随孙中山,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使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随粤军回粤,参加了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吴铁城对其非常欣赏,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次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而陈炯明极力阻挠北伐。4月,孙中山从桂林回师广东,以韶关为大本营,准备改道北伐。

这时,孙中山开始想到组建海军陆战队。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他临危受命,沉毅果敢,到任不久即率部乘“宝璧”舰,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

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不久,陈炯明部便伙同叛军4000人,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左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万分危急之际,江防司令陈策和叶剑英等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护卫着化装成一名医生的孙中山,直奔驻长堤天字码头的“宝璧”舰,然后改乘“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前往黄埔港避难。

6 月17日下午,海军陆战队官兵在营长叶剑英率领下,乘“宝璧”舰紧随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会同“豫章”“楚豫”“广玉”等军舰,由黄埔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广州市区附近的白鹅潭方向驶去。可是,当舰队前进到白鹅潭附近时,突然遭到叛军的伏击。

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叶剑英沉着地指挥海军陆战队作战。他手握机枪,同陆战队员们一起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还击。“宝璧”舰吸引了叛军的火力,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孙中山乘机率舰队撤回了黄埔港。

7 月初,由于时局的变化,加上舰队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锚泊之地,孙中山便决定率舰队冲入省河,进驻白鹅潭。后来由于孤军无援,孙中山不得已于8月9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叶剑英也被迫暂避香港。

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日子里,叶剑英一直率部守护着他。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学校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于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此时,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共的主张。他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学上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提出了入党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然而,就在叶剑英训练新编团的时候,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再次兴兵。

1925年2月1日,在中共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东征联军分左、中、右三路进军,右路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2个教导团和粤军第2师、第4师组成,共1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2师下辖2个旅,共约8000人。作为东征先锋的第2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从广州出发,沿广九铁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叶剑英“四猛”(猛进、猛攻、猛追、猛扑)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全师官兵英勇善战,一路过关斩将,并协同友军作战,于2月中旬攻占淡水。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联络友军,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

深思熟虑:在比较鉴别中认识中国共产党,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25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11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后来,叶剑英部改编为教导团,他任团长,后任师参谋长,直至兴师北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中,叶剑英任中路第1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破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叶剑英毅然走上革命反蒋的道路。他亲手起草了一封通电全国讨蒋电文,宣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军界为之震动。蒋介石听说后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在武汉,叶剑英随张发奎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任第4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叶剑英是逐步深化的。早在1924年,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思想的转变,促进了叶剑英信仰的转变。叶剑英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及进步书籍,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中国工农大众。

在黄埔军校工作时期,叶剑英经常参加共产党活动,认真阅读《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进步书籍,还经常听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讲课。随后,叶剑英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在讨论是否吸收叶剑英入党时,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的,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入党问题,态度非常谨慎。因此,叶剑英第一次入党没有成功。

1 9 4 0 年7月,叶剑英同周恩来、邓颖超、张冲(左三)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1 9 4 0 年7月,叶剑英同周恩来、邓颖超、张冲(左三)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整编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第1军军长。由于他十分欣赏叶剑英,让叶剑英所部合并到第1军,叶剑英任新编团团长。因屡获战功,叶剑英不久便被提升为副师长。在两次东征中,叶剑英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亲密合作,还结识了徐彬如、包惠僧等共产党员,向他们借阅关于马列主义的书籍,请教时局和理论问题,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1926年,北伐战争正式开始。蒋介石任命叶剑英为新编第2师代师长。之后,叶剑英奉命前往江西吉安,进行训练。吉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矛头直指叶剑英,迫使他离开吉安。

离开吉安后,叶剑英辗转来到武汉。在这里,他遇到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彷徨之中的叶剑英,第二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李世安把叶剑英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入党。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经受长期的严峻考验,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于1927年7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当时非常秘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9月在江西万安因工作需要,才第一次通知他参加教导团共产党的会议。

1928年秋,叶剑英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秋,叶剑英学成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负责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此,叶剑英抛弃高官厚禄,从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

大智大勇:长征途中,赤胆忠心地协助和辅佐毛泽东力挽危局

在红军长征中,叶剑英先后担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红3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陕甘支队参谋长,经历了中央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经历了诸多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在遵义会议前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突围作战。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第五号命令,决定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被降职为红5军团参谋长。所以,从这时候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军委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置大量紧急军务,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土城开进。同日,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以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兼总司令员,第一局长叶剑英兼任副司令员。”一天,中央纵队行军到一条山谷时,敌军一个连的兵力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十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制敌火力。敌人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上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化险为夷。在危险时刻,叶剑英不顾个人安危,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使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但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极速膨胀,向党闹“独立”;加之,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提出了向青海、新疆或西康退却的方针,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方针。张国焘在会上勉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处处与党中央作对。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借传达会议精神来反对北上抗日方针,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意见,并通过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向党中央提出要自己担任军委主席。张国焘的目的就是要夺取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以达到枪指挥党的目的。

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于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也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叶剑英到右路军之后,利用一切机会向干部、战士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进一步了解党中央、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从而有利于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有利于开展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

1 9 7 7 年,叶剑英在大寨考察

1 9 7 7 年,叶剑英在大寨考察

沙窝会议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北上。但是当左路军进到阿坝时,张国焘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重新提出西进方针,反对北上抗日。党中央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当即电告他:“只有北上才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同时催促张国焘迅速率军北上。但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和劝告,决意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党中央为了排除张国焘的干扰,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又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错误的、危险的。会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致电张国焘,希望他迅速率左路军北上。但是张国焘拒绝党中央的命令和劝告,不但拒绝北上,反而要右路军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仍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劝其率领左路军北上抗日。9月8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要他顾全大局,以革命前途为重,马上率军北上。次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再次拒绝党中央的劝告。党中央复电张国焘,坚决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9日,张国焘在复电党中央之后,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天下午,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陈茂生马上将密电译出,送到会场交给叶剑英。叶剑英看到密电后,借故离开会场,立刻向党中央驻地赶去,亲自把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即把密电内容写在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会场。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右路军中的红1、3军团迅速北上甘南。9月10日凌晨,军委纵队和红1、3军团单独北上,脱离了险境。

叶剑英为了使党中央和红1、3军团迅速脱险,安全北上甘南,找作战科参谋吕继熙要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随后,叶剑英以“打粮”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军委直属队在阿西赶上了党中央和红1、3军团。毛泽东、周恩来等见叶剑英赶上来了,都非常高兴,一致称赞他干得好。

9 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继续抗拒党中央的命令,强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于10月初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后来,在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党中央再三要求下,加上南下的失败,张国焘于1936年6月被迫宣布取消“中央”。

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示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不忘初心:看着母亲慈祥而微笑的遗照,写下“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

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迎来了八十寿辰(按农历推算)。在京的将帅纷纷来给叶帅贺寿。

人们刚刚坐定,聂帅的女儿聂力便向众人透露了一个秘密,说她的爸爸手里有一首诗。随后,聂荣臻的诗篇展现在寿星和众人面前:

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元帅也补来一首诗:

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当年英,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空。千秋伟业断不坠,辅佐堪作后者镜。

叶剑英捧读老战友热情洋溢、满纸褒勉的诗句,一如往日的谦虚,连连说:“惭愧、惭愧,不敢当啊!”

插在寿糕上的寿烛,因是叶剑英80大寿,所以只有8根。邓小平建议再插一根。大家不解其意,邓小平笑着说:“这样变成9根,象征‘长久’。”

叶剑英听着老战友的祝贺,十分开心,和大家一齐吹起寿烛来。

入夜,叶剑英送走了战友、亲朋和同志,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喜见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心如潮涌,情不自禁,奋笔疾书,作七律一首: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八十书怀》写毕,叶剑英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慈母。

1944年夏,日军北犯韶关,母亲正患病。为了母亲的安全,叶剑英来信让弟弟叶道英陪老母亲及幼小的子侄赶快回家乡梅县去。叶道英先包租了一部卡车让一家人离开韶关,自己留在韶关。卡车辗转数天后,抵达兴宁,再改乘民船回梅县,母亲不幸病故在船上,终年73岁。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叶道英急忙从韶关赶回雁洋堡家中为母亲料理丧事。后来,叶剑英在延安知道母亲已去世的消息,悲痛之情不能自禁,写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姆生我最艰难”的诗句。叶剑英又给弟弟复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兄弟应该时刻怀念母亲的伟大母爱,并将伟大母爱发扬为爱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我为了悼念母亲,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使得能摸着胡子就想念着慈祥的母亲。”

从1944年到1947年,叶剑英以留胡子的形式,为慈母守孝三年。1944年母亲逝世时叶剑英在延安并没有马上得到这个消息,当时他还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这封信是弟弟叶道英在母亲的灵堂上,念给母亲的。所以,当叶剑英得知信是以这种方式念给母亲听时,悲痛万分,于是留须三年为先母守孝,以表达对母亲的悼念之情。

革命胜利后,叶剑英更加怀念母亲。1950年3月,叶剑英从弟弟叶道英手里得到一幅母亲照片。看着母亲慈祥而微笑的遗照,叶剑英为没有给母亲尽到孝心而深感遗憾。他提笔在母亲的照片上端写了一行字:“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一九五○年三月三日伟儿”。叶剑英一直把母亲的这张照片挂在卧室中。此后,叶剑英曾经四次回乡探望,其中有三次去母亲坟前祭拜;一次在过去父母的卧室里凝视父母的照片,久久不愿离开。

母亲的慈爱和教诲、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影响了叶帅一生。叶剑英文韬武略、盛德若愚。5岁入读私塾启蒙;1928年秋到苏联求学,仅用半年时间就攻克了语言关;晚年,他自学英语,能自如阅读英文书刊;创作的诗篇瑰丽,被马万祺盛赞为“一幅诗笺一卷史”。

叶剑英意志坚定,对党忠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多次立下奇功。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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