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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曲《想起周总理纺线线》说起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36 | 0 | 2020-03-28 |

演出结束后,邓颖超与李双江亲切交谈

演出结束后,邓颖超与李双江亲切交谈

歌曲内容的背景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天,

红个丹丹的太阳照呀么照枣园。

敬爱的周总理呀,

盘腿坐在纺车前,

手摇纺车吱扭扭转,

吱扭扭吱扭扭转,

咱们总理带头纺线线。

哎嗨嗨嗨,

周总理纺的线哪又匀又细,

白个生生真好看……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场纪念周总理的文艺演出在首都剧场举行。时任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李双江在台上声情并茂地演唱了一首歌曲《想起周总理纺线线》,寄托了对周总理的深深思念之情。演出结束后,已经73岁的邓颖超激动地走上舞台,紧紧地握住李双江的手,百感交集地慨叹道:“这首歌没有高山,没有大海,没有青松,没有白云,只有一架纺车和一个纺线人,却把我带回当年暖烘烘的窑洞里去了!”

《想起周总理纺线线》,是众多纪念周总理歌曲中的佼佼代表。这首歌由来信、德贤作词,利国、双江作曲。德贤,是李双江的母亲宋德贤,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参与创作出如此感人的歌词,说明中国人民对于周总理的感情之深,对周总理的爱戴,完全发自内心深处。1984年中国唱片社选编了《1949—1984优秀群众歌曲200首》,该歌曲被选入其中,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反复传唱,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歌曲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湮没于音乐长河中。究其原因,应该是歌曲所具有的特殊魅力:它集艺术性、时代性、通俗性于一体,又由具有鲜明演唱风格和诚挚感情的歌唱家演唱。但是,更为重要一点的是歌曲内容的背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周恩来带头参加纺线。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9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管辖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处的23个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就在陕甘宁边区内。延安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战略总后方,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也记录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进行生产自救的佳话。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危机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开始露头,财政危机日益明显。主要原因有四点:

日本侵略者将陕甘宁边区作为重点进攻对象。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兵力和补给的延缓,日军改变了侵华战略,停止了全面进攻。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使其陷入多线作战、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困境。为摆脱困境,日军作出了集中兵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决策,多次派出重兵,进攻八路军千里黄河防线,甚至派出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

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在中共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热情高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了战略总后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迅速朝着延安靠拢。蒋介石对此深感惶恐,竟颠倒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愚蠢地认为共产党对其构成了威胁,掀起了反共高潮。自1940年冬起,更是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紧急指派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进驻陕甘宁边区周围,实行封锁,完全断绝了该地区同外界的经济往来。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及海内外人士的捐赠。以1938年为例,这一部分资金占陕甘宁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加剧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危机。

戈跃创作的油画《普通一兵》

戈跃创作的油画《普通一兵》

自然灾害严重。主体部分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自古以来便是土地贫瘠、粮食不足之地。1939年到1941年的三年间,干旱、瘟病、洪水、冰雹、风灾轮番侵扰,农业生产呈现连年歉收的局面,人民生活日益困窘。据统计,仅1940年的雹灾、旱灾和水灾,就造成约64万人受灾,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近43%,为边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赈灾、救济压力。《解放日报》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安塞洪水为灾,所有川地禾苗尽被淹没,山下所有平房亦均水深二尺有余,冲毁房舍亦甚不少。……川口、姚店、青化三区的大丰川地都被淹了,水头竟卷到街心了。……留守店至二十里铺附近立刻变成一片汪洋,把都已长得和人差不多高的玉米、高粱、麻子和黑豆、蔬菜、瓜果、糜子、谷子等秋禾都卷进河心,连根也不见了。”

边区脱产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粮食供应陷入危机。随着陕甘宁边区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全国各地奔赴边区的进步青年与党政军人员日渐增多,他们大多不从事劳动生产,因而边区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西北财经办事处曾对边区脱离生产人员专门进行了调查统计:1937年,仅有1.4万余人,1938年上升至1.6万余人,1939年上升幅度最大,总数达到49686人,1940年又增至61144人,到1941年时,高达73117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37%!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动摇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是知难而上,凭借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朝着国内外敌人及自然界的困难发起了勇往直前的挑战。1939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动员边区全体人员开展大生产运动。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时间,官兵与群众纷纷响应号召,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口号,边区军民生产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941年,鉴于当时困难有增无减的局面,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走生产自救的道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了高潮。

周恩来提议在枣园举办纺线比赛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的奇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进行生产自救。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率先解决的是吃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军民们吃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穿。边区原本不产棉花,过去边区军民穿的棉布,主要是靠商人从关中等地贩运而来。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后,通往边区的大小路口处均设立了关卡,对棉花、布匹严格查处。就连一些回娘家的媳妇带的包袱皮都被没收了。棉布从何而来呢?边区政府号召,还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向大自然要。沉睡的荒山上除了种植粮食,也种起了棉花。棉花生产出来了,又怎么把它变成棉布呢?边区政府提出,同样靠自己的一双手,自己纺纱织布。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的纺线场面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的纺线场面

纺纱织布,最早是由朱德总司令提出的。他在深入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延长、延川等地的民众仍然利用古老的纺车纺线织布。朱总司令眼前一亮,立即发出了开展“纺线运动”的号召。因此,几乎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纺车,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大显身手。他们将纺车放在自己的住室中,闲暇时分,便坐下来摇起纺车。

在朱总司令的倡议下,还形成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同志来谈工作,首先问你会不会纺线,若不会,就手把手教给你,直到你掌握要领后再谈工作。而董必武、何连芝夫妇离开延安时,出于精简行李的需要,丢弃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唯独一辆纺车,舍不得丢弃,夫妇二人护着,一直把它带到了西柏坡。

周恩来为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就带领同志们耕作,还经常在闲暇时唱起《兄妹开荒》。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一行离开重庆,乘坐卡车奔赴延安。一天,他与任弼时散步,遇到了刚刚从南泥湾回来的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王震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不由十分感慨:“哎呀,你们穿这么旧的衣服,怎么出行嘛!”周、任二人互相打量了对方几眼,确实,穿得早已泛旧的军装上,还打着不少补丁。任弼时却笑着对王震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王震说:“那也不能太穷相!我上次送给你们的新棉衣呢?”周、任二人缄口不语。警卫员忍不住说出了真相:“都让任秘书长和陈大姐送给下边的同志穿了!”任弼时拉着王震,极其认真地说道:“王胡子,你一次次送东西只能解近渴,并不是长久之计。”看了看周恩来,他接着说:“这样吧,南泥湾树林里木材不是很多吗?干脆支援我们一些纺车,让我们也来一个纺线运动,怎么样?”

不久,王震派战士给中央机关送来了一批纺车。周恩来虚心请教纺线水平高的陈琮英(任弼时夫人)等同志,细致、踏实地钻研了润棉条的湿度、卷棉条的松紧、装锭的高低松紧和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

有一次,周恩来专程拿着自己刚刚纺好的线请任弼时夫妇挑毛病。任弼时仔细看了线穗,的确纺得又细又匀,连夸周恩来纺的线达到了头等标准。可陈琮英却挑出了瑕疵,原来这卷线断头处的结打得太粗糙了。于是,她教会周恩来打小结。周恩来谦虚地说:“弼时啊,咱们都是半路出家,哪顶得上琮英行家里手!我的毛病真让琮英给挑出来了,看来还需精益求精啊!”

周恩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熟练掌握了纺线技巧。他还与任弼时利用物理学知识对传统的纺车进行了改良:在纺车的锭子上套了一个加速轮。这样一来,转速大大加快,劳动强度同时降低了不少,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

为了提升纺线水平,交流经验教训,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44年3月的一个上午,中央机关在枣园举办了一场纺线比赛。空地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架架新式纺车,一捆捆棉条整齐地垒在纺车前。一些中央领导都以普通选手的身份前来参加比赛,其中便包括周恩来、任弼时等人。9时整,随着发令员的一声哨响,空地上的纺车一齐开动,枣园里顿时响起了“嗡嗡”的纺车声。周恩来沉稳而老练,不慌不忙,不一会儿就纺出了个萝卜状的线穗子。站在一旁观看的军民赞不绝口,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12时许,纺线比赛结束。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提出:自己虽然纺出了头等线,但平时参加劳动的时长并不及其他同志,纺的线不参加评比。但因其所纺之线质量高、数量多,大家还是执意把他们评为“纺线能手”。

在周恩来等人带动下,边区的纺线活动蔚然成风

其实,周恩来参加纺线活动是很不容易的。他忍住病痛,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右臂有旧伤,这伤是因江青而造成的。江青在延安期间非常喜欢骑马,为此,引起不少的议论。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成立,择日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临时借住在位于延安城西北郊的中央党校。

7月10日晚,周恩来应邀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并在会上作《中国抗战形势》报告,江青也去旁听。从杨家岭到小沟坪,路程并不远,但中间隔着延河。那一日延河涨水,周恩来骑马在前,江青骑马在后。过延河后遇一小沟壑,江青的马不知为什么蹦跶了一下,撞上了周恩来的马的屁股。马儿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右臂砸在石岩上,造成粉碎性骨折。毛泽东得知后大为恼怒,责怪江青不慎。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周恩来贻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直到两个月后才抵达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痊愈后,右臂只能弯曲到60°。周恩来参加纺线活动时,忍受了巨大的伤痛。

周恩来不仅纺织水平高、劳动认真,更是关心战士、舍己为人。严冬时节,警卫员们都穿上了羊毛大衣,周恩来却坚持穿旧棉袄。日常训练,战士们的衣服总是会磨出口子或破洞,物资严重匮乏,战士们经常找不到线打补丁。一天,警卫员魏玉秀看到周恩来拿着一团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棉花,坐在纺车边纺起了线。纺完后,周恩来把线分发给了战士们缝补军装。晚上,等周恩来入睡后,魏玉秀拿起了周恩来的那件旧棉袄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把自己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用来纺成线,给战士们缝补衣服。周恩来那件本来就不厚的棉袄,里面的棉花基本上已经被掏空了,薄薄的破旧不堪的棉袄变成了一件夹衣。散发着体温的棉花纺出了一卷又一卷的线,分发到战士们的手里。想到这里,魏玉秀不禁流下了热泪……

在周恩来等人的带动之下,边区的纺线活动蔚然成风,广大军民的劳动热情再次达到了高潮。著名作家吴伯箫曾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一篇回忆散文《记一辆纺车》,对边区军民积极投身纺线活动的场景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一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谈及创作时的心情,吴伯箫感慨万千,还特别强调了周恩来的参与:“纺线便成了光荣的政治任务,不但我们一般的工作人员参加纺线,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也亲自参加纺线呵!那摇动的车轮、那旋转的铃子,发出的嗡嗡嘤嘤声,多么像音乐,多么像演奏呵!尤其有周总理的参加和指挥,使这声音显得格外和谐、格外优美、格外动人……这也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最美好的记忆。”

1 9 7 3 年6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原中共中央驻地枣园参观

1 9 7 3 年6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原中共中央驻地枣园参观

1944年底,为普及生产常识,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印发了一系列小册子,其中便包括《怎样精纺精织》。当时还有人编了一首《纺车谣》,在边区广为传唱:“小小纺车吱扭扭地转,摇起那纺车纺线线,组织起来好啊,力量大无边,边区闹生产,打碎敌人封锁线。”

尽管八路军队伍以男性为主,但当年几乎每一个战士不仅会纺线织布,甚至还掌握了织毛衣的方法。美国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曾拍摄过这样的场景。军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结果,便是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和衣物的全部或部分自给。这不仅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充分调动了积极性,而且还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仅习惯了拿起刀枪,还鼓励自己拿起了针线。

歌曲记载的这段历史,表达的是人民的真情实感

周恩来也对自己在陕北时期的这段经历十分怀念。1959年6月4日,他在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河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于六洲和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刘英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国营邯郸第一棉纺织厂视察。他与心灵手巧、刻苦钻研技术的戎贵臻进行了交流:“过去我也和你一样,当过纺线工。”大家听完,不禁一愣:总理难道也干过这活计吗?只见戎贵臻眼珠转了转,然后激动地喊了起来:“我想起来了,上学时书本里讲过周总理在延安当过纺线英雄!”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陪同黎笋和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延安。在参观毛泽东和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时,他对一旁的讲解员说:“大生产中纺线线,任弼时同志纺得最好。”讲解员顺口回复:“我们听说总理也纺得很好。”周恩来一笑,说:“哪有我?乱说一顿。”随后在参观纪念馆时,讲解员介绍了大生产运动,周恩来再一次说:“任弼时同志纺线纺得很好,得了头等奖。”由此可见,周恩来低调做人、谦虚行事的风格。

边区的经济建设,为保障抗日战争后备资源、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作出了非同小可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的重要发端,便是他这种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精神所反映出的高尚道德。周恩来去世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盛况,便是人民对他举世罕见的功业的钦佩和肯定。

1977年,画家戈跃创作了布面油画《普通一兵》,刻画了坐在纺车前的周总理的形象。这幅油画后来广泛流传,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想起周总理纺线线》这一首歌曲所记载的这段历史,表达的是人民的真情实感。作为粉碎“四人帮”后诞生的文艺作品,也是对“四人帮”在周恩来去世后阻止人民开展悼念活动的丑恶行径的蔑视与讽刺。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歌颂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军民大生产》等作品广为传唱并一直传承延续,但始终缺少一首对周恩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精神的赞歌。这首歌曲的诞生,填补了音乐史上的这片空白,也更好地促进音乐爱好者与党史爱好者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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