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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27 | 0 | 2020-03-28 |

在1 9 63年至1 9 6 4 年的跨年度晚会上,陈毅、霍查、周恩来、谢胡(前排左起)在一起。作者在后排居中担任译员

在1 9 63年至1 9 6 4 年的跨年度晚会上,陈毅、霍查、周恩来、谢胡(前排左起)在一起。作者在后排居中担任译员

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曾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中占据特殊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曾令两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而到了70年代末,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又使双方分道扬镳,甚至濒临断交的“冰点”。

我是中国派往阿尔巴尼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曾任中央领导人阿语翻译、中国驻阿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务。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亲眼见证了中阿关系的“春夏秋冬”和这种关系恢复正常、顺利发展的喜人现实。

中阿关系的起点很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任外长周恩来同日致函各国政府,表达了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这一年的第四季度,中东欧地区一批国家在继苏联之后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及时与之建交。在这些国家中,就有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号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中国很少有人知道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度。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这个亚洲大国与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小国,彼此间素无往来,互不了解,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瓜葛和历史遗留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法西斯占领者,1946年正式成立人民共和国。阿共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经常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阿尔巴尼亚是中东欧地区较早承认我们的国家之一。1949年11月23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4年是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年份。两国出于共同利益,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在落实建馆协议的同时,双方的第一项交流活动是互派留学生,阿方来华2名,中方去阿6名,笔者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当时正值两国国庆“逢五逢十”周年,双方都决定邀请对方派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阿方向中方作了三点重要表示:一是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霍查、谢胡、列希等都将出席中国驻阿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二是派外交部长什图拉率代表团前往北京;三是阿首都和外地一些单位将为此举行报告会或庆祝会。可见,双方为发展两国关系迈出的步子起点很高。

为表示对阿尔巴尼亚的重视,在什图拉外长率团抵京之际,身为6亿人口大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这个只有100多万人口小国的外长。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什图拉。在谈及中阿现代化建设时,他谦逊地称:中国虽大,但像一只动作慢的“大骆驼”;阿尔巴尼亚虽小,但像一只迈步快的“小老虎”。这令阿外长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颇受感动。此后,李先念副总理在回访阿首都地拉那期间,也向阿方领导层作了表示:新中国愿意力所能及地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尽一些国际主义义务。中阿之间的高级互访、人员交流和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就这样启动了。

中方赠送三批大礼

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批礼品是什么?说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送出了一份“有声有色”“可视可听”的大礼。其内容之妙是阿方始料不及的———周恩来在会见阿外长时,听到客人讲起中国国庆之夜的焰火晚会美不胜收,遂当即决定,为了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国庆10周年时获得一次同样的体验,中方将向阿方赠送一批自产的焰火,并派专人前往地拉那培训阿方人员“放花”。

1954年11月29日,地拉那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节日之夜。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但见五色焰火满布夜空,绚丽夺目。在焰火晚会上,我的两眼看到了婀娜舞姿和“落霞”坠天,我的双耳则充满了该国广大群众对中国的热情赞美。是夜,心潮澎湃的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千红万紫首都夜,彩焰纷飞散九天。佳节全民今享受,阿中友谊美开篇。

中国赠给阿方的第二批礼品,同样是阿方不曾想到的。1955年春,中国在地拉那举办了一场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制品展。无论是展览规模还是展品的工艺水平,对阿尔巴尼亚来讲都是前所未有的,参观群众络绎不绝。从阿党政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群众都大开眼界。特别是当得知中方决定将全部展品无偿赠予阿方时,人们纷纷在留言簿上留言,有人赞美道:“这些展品体现了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更表明了阿中友谊情深义厚!”

中国赠阿的第三批礼品分量更是非同一般。1955年3月30日,阿《团结报》发表了编辑部主任安德烈·格拉斯的文章《伟大中国人民的礼物》,报道了当时由中国运来的6500吨小麦、40吨锡等物品,而且预计稍后还将运来成百上千吨白糖、大米、奶粉、丝绸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物资。此举有效缓解了阿尔巴尼亚百余万人口凭票定量供应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紧张状况。阿方领导人感谢中国解决其燃眉之急,《团结报》则盛赞中国慷慨好义。

1 9 6 7 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两位来华协助校订阿文版《毛主席语录》的阿尔巴尼亚专家。作者(左一)担任译员

1 9 6 7 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两位来华协助校订阿文版《毛主席语录》的阿尔巴尼亚专家。作者(左一)担任译员

格拉斯的文章经我译成中文后,《人民日报》于同年5月2日全文转载。翻译和发表此文对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我当时才学了半年阿尔巴尼亚文。我心中暗喜:自己也开始为两国友好服务,用行动参与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了。

助阿“革新”饮食文化

在中方的关心下,阿方市场上主要食品的供应紧张状况获得缓解,但副食及肉类奇缺的难题又突显出来。阿方人口80%左右属穆斯林,牛羊肉供应不起。因此,中方应阿方要求帮助其养鱼。

有人或许会问:阿尔巴尼亚是个倚山面海的国家,难道还会缺少水产资源吗?一些当地人告诉我们:亚得里亚海中的鱼大多被西岸的意大利通过某种“先进办法”吸引过去了,导致阿渔业越来越不景气。这个说法,当然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主要问题是阿方缺少先进的海上捕捞设备和技术。中方对此也没有太大的作为,显得力不从心。

至于淡水养鱼,中方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中国培育出来的鱼苗运送到万里之外的阿尔巴尼亚。幸好,50年代中后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修好,重新开通了莫斯科至地拉那的航线。于是,中方本着急人所急的传统,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淡水养鱼专家前往阿尔巴尼亚。他们带着万尾鱼苗先从杭州飞北京,又从北京飞莫斯科,再立即转机飞抵地拉那。费时3天,轮流值班,保证了鱼苗近九成的存活率。

中国养鱼专家下飞机后,便立即赶赴工作现场,并帮助阿方修改了不合标准的鱼塘。就这样,一两年后,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的百姓有鱼吃了。又过了几年,类似的鱼塘也在南、北地区建成。“食无鱼”的时代在阿从此一去不复返。

与此有关的另一则趣闻是:自从中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到达阿尔巴尼亚,给这个国家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某些“革新”。此前,阿国人不吃虾,渔民捕鱼时,如果发现所捕的海鲜中有这种张牙舞爪、又蹦又跳的家伙时,总是把它们统统扔回海里去。在意大利占领时期,虽有人爱吃这种“硬皮的浮游虫状物”,但始终未能传授给广大民众。

来阿的中国人遇到这些海虾,都敢吃爱吃,而且可以从渔民或水产公司直接买到这种物美价廉的海鲜。我们不仅自己改善伙食,还用海虾来招待阿方官员。渐渐地,“吃虾”就传出去了。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哈奇·列希,就是这个国家在“吃虾”问题上“敢为天下先”的人士之一。

平等外交赢得阿极大好感

就硬件而言,中方对阿方的援助规模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比不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但中国的援助看得见摸得着,知情者多,影响深远。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前,阿方还是将对苏关系置于外交的首位,对苏联的评价高于其他任何一国。阿对苏联的提法、阿苏关系的定位,甚至可以说“用词不当”,听起来颇有些不顺耳。我记得,霍查从阿共一大起,就不断在其报告中称苏联共产党是阿党的“妈妈”党;谢胡在苏联驻阿大使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签订10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曾当着苏、中、阿人士,公开说:“中国是阿尔巴尼亚的长兄,苏联是阿尔巴尼亚的父亲,我们同父兄的关系都很亲。”听了这番话,我感到很不是滋味,阿尔巴尼亚愿意给苏联“当儿当女”,凭什么把我们中国也降低一个辈分?然而,苏联对阿的态度却从未谦让过。赫鲁晓夫1959年访阿时,更是颐指气使,出言不逊。他说:“阿尔巴尼亚有这么好的地中海型气候,农田里何必种粮食呢?可以广种柑橘嘛,把国家变成一座黄绿相间的柑橘园不好吗?”

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对阿关系上则不然。中方一向称阿尔巴尼亚党、人民和国家为兄弟党、兄弟人民和兄弟国家。每当阿领导人或访华代表团致以感谢时,中方从上到下总是异口同声地表示:援助是相互的,阿在四周被围困的情况下,“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对中国的援助。此外,中方还经常赞扬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西边的“前哨阵地”。这一切,再加上新中国从建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就不断向世界宣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直至延伸为中国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行径等,在阿尔巴尼亚赢得了极大的好感。

礼尚往来,阿对华回赠大礼

全世界都知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阿尔巴尼亚是最得力的提案发起国。从1963年起,阿方年复一年,长期奋斗,联合阿尔及利亚等友好国家,终于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如愿以偿。这一天,由23个友好国家参与的“两阿提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联大通过关于“两阿提案”的2758号决议,标志着长达22年围绕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斗争,宣告胜利结束。此后,同中国的建交国从30多个增加到85个。

作者为毛泽东和谢胡担任翻译

作者为毛泽东和谢胡担任翻译

这里,应该肯定的是,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并取得胜利结果,是其继承认新中国、同新中国建交后的真正宝贵支持。阿尔巴尼亚政府,首先是其外交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宝贵支持,多年一贯,始终如一,尽心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尼亚前驻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曾担任过外长的资深外交家马利列,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怀念这位外交战线上合作过的好友!

阿赠中国另一值得一提的礼品是:1964年在周总理首次访阿时,阿尔巴尼亚政府由其总理谢胡出面,向中国政府赠送1万株地中海区域的油橄榄苗,并派专家护送到种植地昆明。周恩来亚非欧14国访问后,专门来到昆明,亲自种植1株,并对阿专家和中方陪同人员说:“这是阿尔巴尼亚一笔厚礼。”按人口来说,中国有6.5亿,阿方有170万,前者是后者的数百倍,中国就拿不出数百万株类似油橄榄这样贵重的树苗赠阿。

此外,阿方对中国的文艺事业也有不小的贡献。在“文革”期间,《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等阿方影片大量进入中国。说起来,《宁死不屈》的片名还是我起的———它的阿文原名叫《胜利战胜死亡》,念起来挺别扭,所以才在审查该片时改了名字。许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曾流行一个关于进口影片特点的顺口溜: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为什么说其电影“莫名其妙”呢?大概是因为其创作手法运用倒叙太多之故。今天看来,阿尔巴尼亚影片在艺术上确实粗糙了一些,但其内容总的来讲还是可圈可点的。

中阿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中阿关系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迅速发展,出现正、负面的双重后果,变得既热烈又敏感、脆弱。对此,我们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感受尤深。它的“热”,似乎是我们坐的板凳都“发烫”。它的“脆”,反映在阿方人员甚至在某个重要翻译用词上,都会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在许多情况下,阿方的“敏感”有增无减:中国专家组的阿方陪同人员的言行,记录甚至窃听,都向上级写“小报告”。

更有甚者,1968年阿国防部长巴卢库访华时,曾同中方达成在中国对外广播的外语节目中增加阿尔巴尼亚语种的协议,可是在中方正式开播后,阿最高当局竟密令禁止该国民众收听。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对阿没有私心,更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任何言行和意图,为什么双边关系发展了,中方对阿的援助大大增多了,多达百亿元人民币,阿对中方的“不信任”反而越来越多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秋,基辛格再访北京,公开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周恩来总理约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向他通报。周恩来表示,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第三国已谈了16年,尼克松来,是“谈判升级”“送上门来”,不是我们找他们来的。周恩来还保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不会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中方不要求阿方同我们做法一致。罗博大使为此奉命回国述职。他重返北京时,向中方递交了一封阿劳动党中央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阿方对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一事未同阿方商量大为不满:霍查声称中国的决定“不正确”;阿表示“不欢迎、不赞成、不支持”。阿方认为,反对美苏两霸不可偏废。

接着,阿尔巴尼亚最高当局通过其媒体,对基辛格北京之行、尼克松访华,不点名地抨击中方的做法,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反对苏修的“共同基础”上的,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从措辞到内容都极不友好。

阿方的立场,挫伤了中阿关系的发展势头。此后,阿国内的反华暗流时有涌动,言行变本加厉,给中阿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说到底,就是霍查的这封“万言书”及其后续动作,把曾经火热的中阿关系推上了“不归路”,两国关系由“炽热”进入“凉秋”。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星夜求救

在中阿关系逐渐转冷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数次暂时性的“回温”。1973年10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按照霍查的意愿,为其65岁生日大搞祝寿活动,其内容之一就是组织群众祝寿。他一场又一场地向群众演讲,上午讲,下午讲,讲了几天,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阿尔巴尼亚医护人员也束手无策。情急之下,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只好向患难之交的中国求救。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什图拉星夜赶至中联部,提出了这一最紧急请求。

中联部、卫生部立即就此事上报中央,首先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尽管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但他还是把阿方的求救视为第一要务。考虑到霍查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周恩来当即决定,派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教授率领高级医疗组飞赴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指名让我参加医疗组,任译员和秘书。

中国医疗组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飞抵地拉那。他们不顾车马劳顿和两国之间7小时的时差,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治疗之中。几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在探视了病人和听取阿方的情况介绍后,各自提出了初步的治疗方案。

阿方领导层指示:治疗方案以中国专家的意见为主,阿专家起配合、参与作用。阿也不另派翻译人员。在治疗的前期,医疗组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日夜执勤,随叫随到。

周恩来派出的医疗组代表了中国一流的医疗水平,在较快的时间内使阿尔巴尼亚“一号病人”转危为安。

此后,霍查的病情虽有所反复,但经过朱教授等中方医疗专家的共同努力和阿方同人的通力合作,到1974年春,霍查的心肌梗死面积大大缩小,血糖和尿糖指数也接近正常。作为一个65岁的老人,他的健康状况已明显好转,接近痊愈。

中国医疗组的确是一个好样的工作团队。大家以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妙手回春,甚至可以说延长了霍查10年生命。

中阿关系之“冬”,即冰冻期,笔者不拟多写了。归纳起来,阿方的媒体、广播电视在反华合唱中,连篇累牍、紧锣密鼓地攻击,声嘶力竭、无休无止地诋毁。中方则是骂不还口,不搞舆论战。这就是中方的大国态度。这赢得了阿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

中阿关系重新步入正轨

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上台。“阿中关系要逐步走上正常外交路子”———这是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阿利雅在我作为中国第十任驻阿大使递交国书时(1986年9月)所作的重要表态。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中,阿劳动党下台。经过20世纪末几年伤筋动骨的动乱,到相对缓和、稳定,阿国内形成的两大党———民主党和社会党先后轮流执政,中阿两国也逐步恢复友好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阿尔巴尼亚历届民选总统和政府总理均曾应邀访华。他们都公认,霍查一度反华对阿中关系铸成了大错。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访问了阿国。中阿友好关系比之过去,没有历史瓜葛,也不存在现实的利害冲突,显得健康、实在,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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