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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之窗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30 | 0 | 2020-03-28 |

国共两党对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的不同考量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设立政治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而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则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蒋介石和陈诚选择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得益于战时军队政治工作的需要,以及郭沫若早年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职的经历和他本人在当时的才气和名气。在全国抗战初期,蒋介石和陈诚向郭沫若抛出“橄榄枝”,也有拉拢知识分子,在知识界树立良好形象的考虑。此时,蒋介石和陈诚并不知道郭沫若的中共党员身份而视其为无党派名流。

鉴于郭沫若的中共党员身份,组织上的意见对其而言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其身份,他出任第三厅厅长一事,与当时周恩来是否会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紧密相关。就周恩来任职一事,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领导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征求意见。长江局内部考虑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及中共今后在大后方事业的开展,向中央反馈的意见是支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由此判断,长江局是支持周恩来和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任职的。其间,中共中央也在考虑军队政治工作改革问题。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支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认为周恩来与郭沫若到政治部任职对于两党与全国抗战均有利。在抗战大局面前,为长远计,周恩来最后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并建议郭沫若就职。郭沫若最终服从安排。

(汉中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7期,郭洋文)

鲁迅日记“失记”引发的风波

鲁迅写日记坚持不辍,毅力惊人,但也有“失记”的时候。比如1932年2月1日至5日,日记上就连续五次出现了“失记”二字。鲁迅是名人,受名人之累,因此,一旦日记中出现“失记”二字,就有些居心叵测的人绞尽脑汁做文章,力图颠覆解构鲁迅的形象。

1972年底至1973年初,香港报人胡菊人在《明报》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居然以“失记”为“罪证”,把鲁迅诬蔑为向日本当局提供情报的间谍。他煞有介事地质问:“既然50天都有记日记……为什么却唯独2月1日至5日‘失记’呢?”他因此做出两个判断:一、“鲁迅自己真的没有记,他不想让人知道,甚至到死后也不想让人知道”;二、“鲁迅有记,但是给他的后人毁掉了,或者是给共产党编辑消灭了”。

当时的历史真相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鲁迅租赁的北川公寓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晚11时许,鲁迅家突然停电,他跑到晒台上,只见战火弥天,子弹穿梭,回到房间,发现书桌旁有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第二天,终日置身于枪炮声中。第三天凌晨,大队日军冲进了北川公寓进行搜查,理由是发现有人在楼内向日军放冷枪。于是,鲁迅一家只得迁往内山书店三楼避难。直到2月6日,鲁迅一家连同三弟周建人一家才迁到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因逃难时鲁迅只“携衣被数事”,所以日记“失记”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岂能成为鲁迅“里通外国”的“证据”!

(冬阳摘自《纵横》2019年第8期,陈漱渝文)

史久镛:中国给“国际法带来的突破”

史久镛曾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小组成员,是首位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

1982年开始,中英之间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谈判中,香港本身的地位、声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归,就是考验中国国际法专家智慧的棘手问题。经过几个月艰苦谈判,在最后的声明文本中,双方一致同意采用“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代替“英国放弃不平等条约”的表述,并采用了中方主张的“交还”的表达。

史久镛认为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不仅是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充满智慧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个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中国给“国际法带来的突破”。他说,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领域没有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更没有对不平等条约的处理办法。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阐明不平等条约的无效性和非法性,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但香港回归成为了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性的经典案例。

(逢洲摘自《环球人物》2019年第14期,崔隽文)

中原突围:李先念交代张体学“唱一场‘空城计’”

1946年6月中旬,中原军区截获蒋介石密令,得知敌军将于6月26日开始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击。形势迫在眉睫,中原部队立即着手准备突围。

由于中原军区驻扎的宣化店,还住着负责调停的美蒋两方代表及工作人员,一旦中原部队主力撤出,难免引起警觉。为此,李先念精心布局:一是让鄂东军区独二旅政委张体学带一支精干部队接替中原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驻防,制造中原军区还在宣化店的假象。二是让中原军区文工团组织“慰问晚会”,在突围当日上演,进一步迷惑美蒋代表。三是考虑到美蒋代表可能会要求与他见面,他还准备了一张照片,写上“李先念亲赠”,营造自己尚在宣化店的假象。此外,由于国民党军判断中原军区主力将向东突围,李先念将计就计,要求一旅在宣化店以东牵制国民党军,并以一部扮作中原军区主力向东佯动,造成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迷惑敌人。

部署妥当,李先念交代张体学:“你就在宣化店唱一场‘空城计’吧。”

果不出李先念所料。6月26日,国民党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东面战斗最先打响。

李先念命令部队摆出大打架势,实则指挥军区机关作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当晩撤退前,中原军区请美蒋代表到中原军区大礼堂观看晚会,李先念与张体学假装在街头悠闲地散步并与之“偶遇”。随后,李先念等迅速带领中原军区主力悄悄撤离宣化店及附近驻地,向西开进。

6月28日,美方代表突然提出要会见李先念,张体学托词说:“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并将李先念事先准备好的照片送给美方代表,打消了美方代表的疑虑。直到6月29日下午,张体学才郑重向美蒋代表宣布中原军区主力已被迫撤离宣化店,把美蒋代表惊得目瞪口呆。

(夏雨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7期,刘慧娟文)

吴冷西拍板播《乡恋》

李谷一是我国著名的歌唱家。20世纪70年代末,她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气声唱法,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受到听众欢迎。同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1981年11月,《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李谷一与〈乡恋〉》的社会效果是作者运用夸大、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自此,《乡恋》成为“禁歌”。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设有四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开始不久,接线员端了一盘子观众的电话点播条给总导演黄一鹤,黄看了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观众点播的几乎全是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对接线员使了个眼色,让她把盘子端给了在座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吴看了以后马上摇摇头。可是没想到之后一连五盘电话的点播条大部分点的都是《乡恋》,这让吴冷西冷汗直冒。他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不时掏出手帕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播!”晚会结束后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评价央视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

(嘉禾摘自《报章里的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刘昆主编)

东方卫视筹建始末

1992年,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决定在浦东新区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台和电视台。

9月12日,刊登了台标征集启事,短短38天就收到全国各地的有效应征稿件5000余份。最终,一幅取名为《太阳与TV海鸟》的作品脱颖而出,成为台标最早的雏形。根据台标和开播仪式确定的晚会名称为“风从东方来”,并创作了与晚会同名的主题歌。一时间,《风从东方来》这首脍炙人口的东方电视台台歌唱响黄浦江两岸,唱遍神州大地。东视注册在浦东新区,但建台之初,东视大楼还未建造,办公场所就暂借在位于南京东路627号的原上海市电视台旧址,陈旧简陋,拥挤狭窄。

1993年大年三十晚上7点57分,东视首次成功插播重要新闻:《邓小平同志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片长两分半钟,详尽报道了邓小平对上海和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最新评价和意见,引起强烈的反响。开播仅仅3个月后,与香港TVB取得联系并得到授权,东视报道部租用国际通信卫星全方位报道海峡两岸时隔40多年的首次握手,由此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利用卫星并第一时间报道“汪辜会谈”的媒体。

(筱蕾摘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穆端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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