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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入疆女兵的历史记忆

来源: 党史博览
阅读 49 | 0 | 2020-03-28 |

征召

1949年9月新疆宣布和平解放,10月王震率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挺进新疆,12月陶峙岳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此时全疆驻守的部队为20多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稳定秩序的关键。随着组建政权、军队整编、进军西藏、平叛剿匪等一系列工作的推进与完成,维持秩序和发展生产成为驻疆部队的一大任务。彭德怀司令员向驻疆部队发出了“建国立家”的口号,命令全体军人参加生产劳动。

面对新疆极度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战士们听从党的召唤,克服困难、屯垦戍边,建设和镇守祖国西北边疆。虽然满怀为党和国家无私奉献的信念和热情,但一句“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也道出了许多战士的心声。对婚姻问题的焦虑,随着“人生七十古来稀,哪有几十岁不娶妻”“庙修好了,神就老了”等顺口溜一起在战士中传播。

其实,早在1949年进疆途中,王震就已经意识到要使广大指战员安心在新疆参加生产、保卫边疆,就要解决他们迫在眉睫的婚姻问题。他特别指示要注重招收女兵,沿途即招收了1000多名女知识青年。可解放军进疆部队加上国民党起义部队的20多万名战士,已经结婚的屈指可数。一位名叫沈玉富的老战士曾委婉对王震说:“现在新疆也解放了,天下也打下来了,让我们留在新疆开荒种地守边防,我们也没意见。不过等我们老了,能不能在天山上建个大庙,让我们当和尚去?”

听到基层战士对婚姻问题的抱怨与焦虑,王震与分局领导商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到内地省市征召女兵,并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专题报告。不久,中央考虑到新疆地区的现实情况,允许新疆以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的名义从内地省市征召女兵。接到中央指示,新疆军区高度重视,从内地又招收了数万名青年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离开故土,在祖国西北边陲工作生活60余年,成为了“新”新疆人。

招收

1949年,王震率领部队转战西北,在当地共招收了1万余名知识分子,其中的女青年就是第一批进疆女兵。她们多为陕、甘籍贯,征召于行军途中,因而入伍程序并不规范。当时的招收广告和相关文件如今难再寻觅,唯有从亲历者口中了解一些情况。86岁的魏玉英是最早一批由甘肃临洮进疆的女兵,从她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解放临洮后,第1兵团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贴满全城,一时间众多知识青年前来报名,但招生时并没有说明要前往新疆。在接受了1个多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之后,这批15岁左右的女兵于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背上行囊,前往新疆。

1949年10月,当西进大军在酒泉集结尚未进疆时,王震就派谭克率领工作组回湖南招收女青年和技术人员。1950年初,朱德总司令指示新疆军区赴湖南等地招收女兵。随后王震派第2军第6师政委兼焉耆地委书记熊晃到新疆军政领导人王震、陶峙岳的家乡湖南,招募女兵。招收女兵的过程中,王震曾亲笔给湖南党政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写信说明情况。湖南省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特为新疆招聘团安排了办公地点,并在各报刊登消息动员女青年报名参军。宣传资料中说:女兵进疆后,可进工厂做纺织女工、学开拖拉机以及入俄文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学习。去新疆,当解放军,还能上俄文学校,对湘女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消息传开,各县的女青年争先恐后跑来报名。3月8日,第一批1300名湘妹子穿上军装,登上西去的火车,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从1950年到1952年,新疆军区连续三年在湖南招收女兵。目前关于这三年进疆湘籍女兵的总数说法不一,人常言“八千湘女上天山”,但“八千”并不是一个准确数字,目前可考的湘籍女兵的数量在4000人左右。

1952年,当湖南最后一批进疆女兵的招收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新疆军区的招聘团来到了山东。山东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主要兵源地区,男性伤亡比例很大,还有大量男兵随解放军南下,导致了山东地区人口女多男少的状况,这正好与新疆屯垦部队有着明显的互补性。1952年,王震派遣新疆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洪镛奔赴山东负责招收女兵事务。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得到了当地负责人的支持。山东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招收女兵的消息,鼓励优秀青年到边疆去,同时还印发了新疆画册以达到宣传目的。招兵消息一出,许多女青年纷纷报名,场面颇盛。仅1952年一年,就有至少1万名齐鲁女兵进疆。

除了人数多、进疆时间集中的陕西、甘肃、湖南和山东女兵,四川、河北等其他省份也有少量女青年应征入疆。

入疆

女兵们从各自家乡出发,背起行囊踏上进疆的路。路途遥远、气候变换以及当时西部地区动荡的局势,对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疆女兵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挑战。

陕甘女兵作为第一批入疆的女兵,是唯一一批有长途徒步行军经历的女兵。魏玉英便是这批女兵中的一员。在她的记忆中,行军过程困难重重、问题很多,比如女兵途中上厕所问题、女兵体力问题以及个人卫生问题。“因为我个子小,走在前面就把队伍压住了,要是大个子走在前面,后面就跟不上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条件清洗,到了吐鲁番我们就去河边找带碱的植物洗头,有很多人到阿克苏时都把头发剃了。”在从临洮到永登以及从吐鲁番到喀什的两段需要步行的路途中,女兵们的体力面临着极大挑战。虽然也有车,但数量少,也没有人愿意坐。

随后的湖南、山东女兵入疆就可全程乘坐汽车。据湖南女兵们回忆,路上吃喝一切从简,吃的是咸菜、辣子,主食是发的大饼或者打碎的苞谷。南方人不爱吃饼,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山东女兵也提到过她们当时“坐的是苏联的卡车大道吉,一个车上坐35个人,挤得腿都动弹不得。……屁股下坐着的是西安带的大饼,带着我们家乡的咸菜,饿了就吃一些”。在车上打饭的盆子大家一起用,同一盆子还要洗脸洗脚,也顾不得那么多讲究。

除了生活上的辛苦,女兵们还面临着生命危险。甘肃女兵进疆时正经历哈密、库车等地的叛乱,行军过程惊险非常。湖南、山东女兵在进疆后,也面临着当地猖獗的匪患。过星星峡之后就是土匪猖獗的地带,邱盛琪回忆说:“快走到星星峡了,召集所有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了个会,大意就是要稳定军心不可回去透露消息,我回去后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严格遵守纪律,没有和其他女同志透露土匪的事。”当时汽车上坐得满满的,里面驾着机枪,女兵们被要求把头发放在帽子里面,把带的雨伞背上装成枪。也有人在路上就死在土匪的枪下,年轻的女兵们有的战战兢兢,怕命丧戈壁;也有的因为年龄小没感到恐惧。有人一路上斗志昂扬立誓要做出一番事业,也有人思乡心切后悔不已,但逃回去的少之又少。

进军新疆的女兵

进军新疆的女兵

虽然一路上艰难险阻不断,但是年轻的女兵们苦中作乐,将这段入疆路走得“有声有色”。1951年入疆的湖南籍女兵谢树仁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们根本没有坐过车,坐火车的时候一路都很高兴。”山东女兵也提到:“到兖州市60里路,早晨出发,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坐上火车了。那时候的火车可脏了,但是我们也没坐过,还是高兴得不得了。火车开了一路我们就唱了一路,唱着唱着就到了西安。”

成千上万的女兵在这4年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新疆建设。女兵们在颠簸的汽车上唱着军歌啃着大饼,心中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边疆建设的热情。可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后,等待她们的却不是想象中的高楼大厦、飞机、工厂。1952年入疆的湖南籍女兵曾灵芝回忆道:“我们刚到团里时候苦得很,没有房子。刚去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地方不是有高楼大厦吗?来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有飞机、工厂、学校,怎么没看到人呢?”更有甚者,在王震讲话时就直接崩溃大哭,喊着要回家。大部分女兵虽然感到惊讶,但很快接受了现实,投入到生产生活之中。

工作

女兵入疆之后,根据不同的文化水平,高低搭配着将她们分配到了不同的部队,编到最基层的排和班,大家分散开来跟着各自的部队进入到生产第一线。后来才根据各自不同的学历、能力,为她们安排不同的工作。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湖南女兵为代表,很多女兵会承担科教文卫等单位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用参加劳动。除了本身的文职工作,这些人还要承担连队中各种紧急生产任务。

当时新疆条件有限,连一颗螺丝钉、一根火柴都无法自主生产,农业更是养活不了20多万人的部队。部队要扎下根来就必须自己生产,所以这里全部的工农业都要靠早期兵团人一砖一瓦地建设。最开始的工作就是开荒,她们试图在寸草不生的荒芜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在当时,自然条件恶劣,也没有农业机器,完全依靠人力以及最简陋的工具。要发展农业,首先就要除草,戈壁上生长着红柳、梭梭等植物,它们露出地面的茎叶虽不茂盛,但根系却非常发达、深入地下,这为战士们“徒手开荒”增添了许多困难。除草之后,还有治理盐碱、修挖水渠、种植作物等一系列辛苦的工作等待着她们。

虽然女兵进行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能够得到的照顾却十分有限。边疆劳动力不足,女兵必须作为开荒修渠的重要劳动力,和男兵一样承担繁重的劳动。同时,女兵们生性好强,她们怀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信念,主动和男兵展开劳动竞赛。但是女兵的体力毕竟不如男兵,所以她们基本靠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工作量。她们早出晚归,天刚亮就出去干活,半夜才回房休息,就是为了在男兵面前争口气。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常见于各种劳动生产场景,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当时一个大礼拜十天,即十天休息一次,但有的人为了在劳动竞赛中获胜,甚至放弃这个假期。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使很多妇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为了保证妇女的身体健康,新疆军区后来出台了专门针对女兵的保护政策,但实际执行中却未能完全落实。据1952年入疆的湖南籍女兵周映芝回忆:“其实当时各连队都存在这种劳动竞赛,情况反映到王震那里,(他)为了女兵身体考虑,下命令说:‘如果(女兵)再搞劳动竞赛,就把女兵全部撤掉,关禁闭。’但还是没有禁绝这种劳动竞赛,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很高。”

在共同劳动、工作的过程中,组织逐渐发现她们不同的特质和才能,一些女兵因此得到上级分配的培训学习机会。如陶勇因为文化水平高、会外语,被选派去医学院学医;谢树仁参加了农校学习后进入气象局工作;魏玉英开始在机关任职,从事妇女工作。

初期入疆的女兵,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那时以新疆的物质条件无法搭建房屋,只能在地上挖一个坑作房子,上面搭一个棚盖,铺上稻草充作屋顶。住在这样的地窝子中最怕雨雪天气,一旦出现这种天气,屋中就会灌满雨雪。开始大家住十几个人的大通铺,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的精力都花在开垦建设上。随着各个单位的生产能力逐步提高,住房与生活条件也在慢慢改善。住房从最初的地窝子到干打垒,再到后来用土块筑的房子,一段时间后又有了砖瓦房。第一年生产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第二年的粮食就能够实现自给,第三年的瓜菜已可以供应兵团全体的日常食用,之后甚至可以实现粮食向外输送……兵团人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这一切。

婚姻

男兵们,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男兵对于婚姻有强烈的渴望。对于那些已到适婚年龄的女兵,组织上自然是希望她们早日与老兵结婚,稳定形势。但20世纪50年代初期,适逢《婚姻法》颁布,国家大力倡导自由恋爱。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女兵也很难与老兵产生感情,迈入婚姻殿堂。同时,女兵初来乍到,对于工作也是信心满满,不想过早开始婚姻生活。国家对于自由恋爱的倡导、女兵对于自由恋爱的追求和老兵对于婚姻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影响着女兵们的恋爱与婚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组织上尝试对女兵进行“革命婚恋观教育”。很多女兵都回忆起,她们每周有一个学习班,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兵团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使女兵感到嫁给老兵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只有这样的学习班,还远不够促使女兵们自愿嫁给老兵。在组织介绍男兵和女兵认识后,男兵个人会主动追求女兵。男兵对女兵的追求很有特色。据回忆,老兵们会把追求女兵的行动作为“一场战争”:他们会与其他战友制订“作战计划”和“作战目标”,每日还会和战友交流“作战经验”。在组织的劝告和老兵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多数女兵都会被打动,最后认同组织的介绍,与老兵结婚。但也不乏对组织介绍的婚姻坚决拒绝的女兵。

年龄较小的女兵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度相对更大,很多都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1938年出生的一位湖南籍女战士于1952年进疆。由于年龄小,组织一直未安排介绍结婚,直到政委爱人介绍对象才于1956年结婚。其实,在介绍之前她就已经与丈夫通过“歌声”相识。但女兵们的婚姻幸福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她们和丈夫的结合方式,自由恋爱女兵的婚姻并不见得比接受组织介绍的女兵的婚姻生活好很多。由于组织上安排老兵结婚是按照军职等级和军功大小来的,军职高和军功大的先安排,所以较早结婚的女兵,她们的婚姻对象往往职务较高,之后的生活条件较好。

出于条件限制,组织上并没有余力为每对新婚夫妻都建设新的婚房,于是就出现了集体婚房,即一个连队或者一个班布置一个地窝子做婚房。军人们结婚,在婚礼仪式后的一周内可以住进这个婚房,一周后就需要搬出。

在女兵们的婚后生活中,育儿是重心。当时工作繁忙,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成为女兵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矛盾,部队筹建了托儿所。托儿所逐步建立后,大部分的军人子女都被送到了托儿所。山东籍女兵薛德芬回忆:“托儿所成立后,全托是一个月30元钱,一天四顿饭。孩子们每天的食物包括鸡蛋糕、苹果等,一个礼拜接一次孩子。”但托儿所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而部分女兵需要自己想办法,比如有些单位就会让妇女互帮互助,轮流照顾孩子。《对生产部队妇女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提到,“农七师手工业厂缝纫组,有18个妇女、24个小孩,在今年三八妇女节以前,小孩由母亲自己带着,孩子吵得工作安不下心来,孩子无人料理,发病较多。自三八节后领导上重视了这个问题,组成了托儿室,孩子们有四个阿姨(其四人从母亲中抽出)看管着,吃饭、穿衣得到了定时的照顾,母亲工作亦安心了,从此生产效率普遍也得到了提高”。也有些女兵将孩子送回老家照顾,虽然这样使骨肉分离,但至少孩子能得到外祖父母的悉心照料,女兵也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湖南籍女兵戴庆媛曾工作的农垦厅当时就没有托儿所,她思来想去,便请了半个月的假,把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如此,女兵们在工作、婚姻等各方面都渐渐安定下来,逐步适应了新疆兵团的生活方式。

目的

魏玉英是1949年随着解放军一起进入新疆的第一批女兵之一。谈及进疆初衷,她说:“我小时候是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另外也受到《木兰辞》的影响,从小有点花木兰的思想……想着追求自由,追求自立,不想依靠男人的,不想像解放前的妇女那样没有地位。”于是,当听说在兰州参加军政干部训练班之后可以派到地方当干部时,她不假思索地报了名。此时,她刚刚考上高中。这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要前往新疆,只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希冀备好行囊,准备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

1951年入疆的湖南女兵谢树仁,生活在湖南宁乡一个小山村。谢树仁的母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母亲的影响下,她自小就对共产党十分向往。上学后,她曾在学校欢迎过解放军。看着穿着军装的挺拔军人,她无数次想如果自己也可以穿上军装,那得有多光荣啊。1951年,正在读高小的谢树仁,听说了长沙有军队的招聘团,就邀了几个女同学一起参军。她们从山村走到宁乡,再从宁乡走到长沙,终于来到了办事处。长沙办事处的招兵人员热情接待了她们。“到长沙办事处住下之后,吃的是机器大米,很不容易。在老家都吃的是糙米,家里石头打出来的米。所以在长沙高兴得很,条件比起山沟里头要好很多。也不想家,很高兴。”十几天后,在新疆军区卫生部王部长的带领下,她坐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

陶勇是1951年入疆的湖南女兵,湖南湘阴人。她上过六年小学,三年高小,两年初中,这样的文化水平在那个年代颇为突出。但她家是破产地主,出身成分不好,做医生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没有钱供她继续上学,于是她下定决心出去找出路养活自己。“我们1949年解放,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没有出路,尤其是女孩子更没有出路,要自己找出路。第一个你不能读书了,因为成分不好。第二个,你也没有饭吃了,因为财产交给了国家。所以大批学生往新疆跑的有,往西安跑的也有。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就是找出路。”当她听说长沙的同学都在参军,就带着介绍信离开家去了长沙,参加了新疆军区招聘团的考试。1951年3月4日陶勇被录取,3月9日她就离开了长沙,作为1951年第五批女兵中的一员,踏上了进疆的路途。

1 9 5 1 年10月,陶勇在培训班学习医学知识

1 9 5 1 年10月,陶勇在培训班学习医学知识

邹秀莲也是1951年入疆的湖南女兵,参军时刚满17岁。与上述几位女兵不同,她自幼家境贫寒,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她同家里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幼丧怙恃,无依无靠。稍大后,她被送去别人家做童养媳,但那家的状况同样贫苦,甚至需要家中妇女出门向富贵人家乞讨……谈到这段经历,85岁的邹秀莲还是难掩激动,她说:“如果当时不来新疆参军可能早已经饿死。”

她们来到新疆参军或是因为追求自由,或是由于受党感召,或是为了改变出身,或是想要谋求生路。无论是为了追求理想信念还是想要走出生活困境,她们都作出了相同的选择。“参军以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有忆苦教育、有毛泽东思想、有新民主主义教育、有唯物论教育等等。这时候才知道为人民服务,要帮穷人翻身,帮穷人翻身就是革命,这时候逐渐初步形成这种思想观念。客观来说这种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认识的,一开始思想也是各种各样的。”

岗位

当年的女兵们记忆中差异最大也最丰富多彩的大概就是各自不同的工作生活,尽管初期工作大体相似,但在实际分配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陶勇老人向我们介绍了她记忆中的工作分配:“1951年的5月10号、20号到了焉耆。到了焉耆我们都是进行培训,培训十几天,把这些人理顺了,把这些人分到这个、分到那个单位。(有)分到政治部的、司令部的、会计队的。分配是按文化水平分的,文化水平低的分到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分到团场里面去的(人),直接参加生产。文化程度好一点儿的就是培训,分到政治部、司令部、会计队、卫生队等。并且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就可以当干部。”

以陶勇老人为例,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湘阴一中,参军时已经拥有初中学历。因为在中学时就学过外文,所以她参军后就被分配到卫校学习。当时部长对她说:“你们湖南人有文化嘛,有文化就去上学。”老人回忆:“我来这儿就是上学的。我17岁就参军,一来就上学,上了新疆军区军医学校。三年毕业出来以后我就在新疆军区总医院工作,工作完以后我又去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读书,读了书以后我就在乌鲁木齐兵团总医院的二医院做医生。”回想起自己在军医学校求学的时光,陶勇老人依然充满怀念。

相较于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之后的工作是艰苦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一整天是常有的事。由于当时新疆医疗条件极差,很多地方的医院或者外科都要从头建起,医护人员的工作就更加繁琐沉重一些。

后来,陶勇老人被调到地处偏僻、黄沙包围的莫索湾医院。“我在那里干了十二年,我一个人每天(照顾)七十张病床,做手术从早到晚,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干外科。十二年之后,那个医院没有出路了,这边农场医院起来了,也有了石河子医院,那个医院就解体了,我就到了石河子医院。石河子医院外科也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工作人员)都是农工,正经大中院校毕业的人很少。我来了以后在外科,组成急诊科、组织烧伤病房,把(原来都在一起的)大外科分开。”

女兵们并非都如陶勇老人一样接受过良好教育,如家庭贫困的邹秀莲老人。她提起童年时说道:“饭都吃不上,还上学呢,一个字都不识。”所以一开始她就被分配到了南疆军区后勤部,之后也一直在基层工作。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女兵普遍会被分配到一些艰苦、基层的岗位。军队后勤工作细小琐碎,主要是为军人缝补和清洗衣物等,十分辛苦。在后勤部工作一段时间后,邹秀莲也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能够进入财会学校学习,但仅仅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只略识了几个字。之后,邹秀莲又回到后勤岗位,给部队做军鞋、纳鞋底、打麻绳……提起母亲年轻时受的苦,邹秀莲老人的小儿子不住地感叹后勤工作之艰辛。

不同批次入疆的女兵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1952年进疆的周映芝不仅拥有初中学历,且毕业于长沙著名的周南女中。但周映芝并没有被分配到机关,而是去了南疆的农场。不仅周映芝自己如此,据老人回忆,与她同批次的其他女兵都是上过学、有文化的,却鲜有进入机关的,分配到农场中的居多。“我当时在周南女中上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放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中上的文化程度。我们那一批湘女基本上都是上过学的。我们来了以后直接到南疆,工作就是修渠呀种稻子呀,说是来当兵,其实就是来干些农活。我是一直在阿克苏的农一师。干完农活以后就被调到毛纺厂当工人。刚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在机关的,大家都在从事农业生产。分到乌鲁木齐的好一些,会去军区司令部,在机关里工作。”

尽管没有被分配到机关,但周映芝在工作上依旧干劲十足,而且有极强的好胜心。当我们询问她农场的工作是否辛苦时,她说:“艰苦都没有关系,我们的湘妹子非常勇敢,和男兵一起劳动,修渠的时候搬石头,跟男兵搞劳动竞赛。说实话,女兵的体力和男兵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时我们的团长对女兵有些歧视,甚至打报告不愿意带我们;男兵中也说这种劳动竞赛,就是‘乌龟跟兔子赛跑’。但我们好胜心强,性子也厉害,听到他们的讽刺,回去互相传‘男兵瞧不起我们’,就在男兵夜里睡觉的时候出去搬石头。……后来我们连队又搞了一次劳动竞赛,但输赢不定,我们当然都觉得是女兵赢了,要求给个说法,于是连里开联欢会,宣布‘女兵获胜’,这才告一段落。”后来新疆的工业发展起来,周映芝进入工厂工作。女兵一般会被分到轻工业车间,如棉纺车间、剪毛车间,但周映芝被分到了棉纺厂的机修车间。老人回忆说:“50年代末、60年代的时候就办起了工厂,还派人到内地学习技术。钢铁厂、纺织厂都有女兵的,没有特别明显的男兵女兵之分,我们女兵都特别能干,都自请到重活的岗位上去。我后来是在纺织厂机修车间,男工多一点,技术含量比较高。”

虽然在完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但女兵们工作热情不减,对每一份工作尽职尽责。尽管如此,她们生活的重心却在面对国家政策号召时作出的不同选择中出现了差异,这一差异的后续影响不断延伸,甚至影响到了她们晚年的生活状况。

时至今日,距第一批女兵入疆已有70余年,70余年的光阴将一群少女变为耄耋老人,也将中国最西部这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变为农田千顷、瓜果飘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地区。来到新疆支援建设的共同经历,赋予她们作为新疆人共同的群体身份。多年生活的惯性,使得她们一直扎根于此。正如周映芝老人所说:“在新疆工作时间长了,家里又没什么人在,就不那么想回去了。”筚路蓝缕的青春创业回忆,依旧鼓舞着她们的精神;儿孙满堂、各个成器的现状使得她们能够安享晚年。这些都共同造成了老人们对新疆的归属感,进而更加认同作为一个新疆人的新身份。

进疆数万女兵,对这段历史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历史记忆,长久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历史框架中个人经历的血肉,不同际遇与人生路径最终也殊途同归地强化了她们新疆人的身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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